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5-286页。

在这些人格权遭受侵害以后，法院往往只是适用侵权法对法典明确规定的人格权提供保护，而拒绝扩张人格权保护范围，[7]这可能也是一般人格权为什么最近才被奥地利的法院所承认的原因。还应当看到，即便侵权责任编对侵害人格权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也不应影响人格权编的设置，人格权编的设置与侵权责任编的保护规则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二者共同发挥保护人格权的作用。

四是回应权（droit de réponse）。[35]禁令制度主要适用于人格权侵权，而不适用于财产权，因此，不宜将其规定在侵权责任编中，而应当规定在人格权编中。第三，规定人格权的行使、利用以及人格权限制的规则。其次，人格权独立一章在侵权责任编的分则部分也没法实现，将面临立法技术上的难题。从《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其他规定来看，立法者旨在将其留待民法典分则中予以具体完善。

换言之，人格权编的规范不仅具有裁判的司法价值，也同样具有行为引导价值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价值。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其无法对各项人格权的内容作出全面规定，这就需要在人格权法中对其作出规定。当然，不能判断虚假宣誓，并不表明虚假宣誓的现象就不存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宣誓解释》也正是针对此而作出的。而从信息分布看，宣誓人是否虚假宣誓，唯宣誓人知道，而公民不知道，因而双方信息地位不对称，宣誓人为信息强者，而公民为信息弱者。香港《宣誓及其声明条例》第21条规定：如任何人获妥为邀请作出本部规定其须作出的某项誓言后，拒绝或忽略作出该项誓言—（a）该人若已就任，则必须离任，及（b）该人若未就任，则须被取消就任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第（4）项规定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不过，既如此，问题也就出来了。

如果其认知和配合度低，政治责任的有效性往往会打折扣。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3，宣誓人内心不希望该宣誓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宣誓人不愿意受到宣誓本身的制约。当然，人们也已经认识到，没有外现出来的内心真意其实在法律上并不重要。

进入专题： 就职宣誓 虚假宣誓 违誓责任 一国两制 。加之，人的天性里有恶的一面，这在西方文化中被归之为奥古斯丁所说的原罪[14]174，在东方文化中则被归之为荀子所说的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香港的《宣誓及声明条例》也规定了前置和后补两种程序。二、 关于虚假宣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誓解释》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为，保留在心中的意思不存在任何现象，隐藏在心中的意图不起任何作用，[15]202 因此，空停留于内心的‘意思无任何法律意义，[16]而意思表示的效力基础在于意思与表示的合力，[16]要判断意思的真实性，只有通过结合特定的表示行为而展开。也就是说，宣誓无论虚假，只要宣誓本身符合法律规定，即产生宣誓之效力，宣誓人得受其宣誓效力之约束。

宣誓是公职人员就职的必要程序，这个问题虽然并无分歧，但是，该程序是前置的，还是可后补的，这却是当下港人争议的一个问题。由于政治违誓责任存在的上述特点，从而其对于违誓者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

因此，如果宣誓人的确有不拥护和不效忠的态度倾向，但由于其违誓行为没有直接对应的法律规定，此时就只能仰赖于政治违誓责任来进行约束。《宣誓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与本体法律责任具有强制性与明确性一样，法律违誓责任也具有强制性和明确性。对于宣誓人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单纯依靠法律违誓责任，其有效性是有限的。10月12日，在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上，个别候任议员在宣誓时擅自篡改誓词或在誓词中增加其他内容，蓄意宣扬港独主张，并侮辱国家和民族，被监誓人裁定宣誓无效。宣告丧失议员资格的惩罚类似于罢免，性质上可归属于政治违誓责任。

但是这样一来，虚假宣誓就与违誓行为混同了。但是，《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宣誓及声明条例》并没有具体规定违反誓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或许因为《宣誓解释》是法律规范，不宜就政治责任作出规定。但是，此时宣誓人的内心意思恰恰与其宣誓行为是高度一致的。

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宣誓条例在第9条就明确规定宣誓人如违背誓言，应依法从重处罚。但是，宣誓人的行为能否成为判断其是否虚假宣誓的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能的。

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是指政府工作人员职务上有违法行为者要追究行政责任（受行政处分或处罚），或民事责任（如职务上的侵权行为负赔偿责任等等），触犯刑法者要追究刑事责任（处以刑罚）。显然，这里规定的违誓责任只是法律法律责任，而没有规定政治违誓责任。对不符合《宣誓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因此，关于因宣誓人原因而导致的程序瑕疵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与香港的《宣誓及其声明条例》并无实质不同，只是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而已。

其中的拥护、效忠与宣誓人的态度有关，并不能直接法律化。[13]145 借用民法上虚假表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我们可以尝试界定虚假宣誓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很明显，公民不可能与宣誓人达致某种通谋意向。[5]753《印度宪法》第60条规定：总统或者代行或者暂行总统职权者，在其就任之前，应在印度首席大法官面前，在印度首席大法官缺席的情形下则在最高法院最资深的法官面前，以如下形式作出宣誓或者声明。

[21]468 一般而言，现代政治国家的政治主体承担本体的政治责任的形式有弹劾、罢免、道歉、辞职、投不信任案等。而宣誓是公职人员就职程序，产生的是公法上的效果。

因宣誓人原因而致程序瑕疵，会导致什么效力问题？因可归于宣誓人责任而致程序瑕疵的效力问题，又可以分解为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一是程序瑕疵的情形，二是程序瑕疵的效力，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摘要:  宣誓是公职人员就职的必要程序，一般有前置性程序和后补性程序两种，两种程序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或并列备选的关系。《宣誓解释》中所提出来的宣誓效力、虚假宣誓、违誓责任等，都是法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宣誓解释》原本与香港的《宣誓及其声明条例》并不冲突，此纯属画蛇添足之笔。

而忽略宣誓显然也可以理解为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宣誓作为公职人员就职的前置性程序，是否存在例外情形而可后补？ 一般而言，就职宣誓的程序有两种，一是前置性程序，二是后补性程序。

当然，如果宣誓人在宣誓中有其他行为，比如修改誓词、拉横幅以表明其具有的其他政治立场等违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的确能够清楚地作出判断，认为宣誓人的内心并不愿意恪遵誓词。不过，由于《宣誓解释》规定，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

民法判断虚假表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判断标准有三种不同观点：1，意思说：从保护表意人……的立场而言，此种将真意保留于心中，虚伪而为表示，应不生法律上的效力。[20]54因为，说谎的危害性不仅在于他们自己堕落，而且还在于使他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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